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谈有关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问题，他的两个商人朋友在打高尔夫的间隙走过来，听到我们在讨论这些话题，用不解与不屑的眼光看着我们，似乎我们谈的是既无聊又无用、既危险又错误的东西。他们很快地走开了；但那种态度却给我留些了很深的印象。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同样的鄙夷、迷惑、恐惧或者冷漠不断在我周围出现。我不得不问自己：是我，还是他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症？
说那两个商人缺乏知识、缺少思考能力，肯定是错误的。他们经历过八九民运，在西方受过教育，有一位还在美国名校拿到学位；他们赚钱有术，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他们真的觉得我们说的是错误的东西？恐怕不会。我们讨论的和他们1989年所争取的没有什么差别。是无用的和无聊的东西？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不会认为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是与己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许他们认为自由民主虽然是好的，但是因为遥不可及而没有必要现在讨论？或许他们曾经在追求自由时遇到了巨大的失败从而导致了失望、绝望乃至玩世不恭？或许他们尝到了金钱的乐趣和权钱勾结的好处？不管怎样，卷入人权或政治制度问题的讨论对于一个体制内的有钱人来说，的确是有风险的。在他们鄙夷和犬儒的背后，隐藏着其实是恐惧；不管他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
这其实就是当下中国普遍的道德危机和精神疾病的一个例子。这种病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里有不同的表现。
1、缺少对真实的尊重。“不明真相”只是外表或者借口；人们不愿意去了解或面对真相。人们宁愿接受官方的说法，这样既简单又稳妥，无需思考，毫无风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三个代表”、“法*功是邪教”、“主权高于人权”、“三年自然灾害”、“达赖*是分裂分子”，等等，不经过脑子就全盘接受下来。人们不想探究真相，只用一套现成的说法来代替现实，用同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的疑问：凡是官方的，都是正确的。像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把语言的真实性、情感和美感从话语本身剥离出去；又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成为“双重思想”的活学活用者，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既指鹿为马，又要清楚地知道鹿就是鹿。对于多数人来说，面对真实，面对历史，就意味着自己长期以来赖以生活的基础原来是空的、假的、恶的，意味着将自己置于渺小可怜又可笑的地位；与其接受，不如假装不知道。虽然共产政权洗脑有术，但洗脑的最高境界乃是这种自我净化机制：将真实自动地隔离在意识之外、隔离在可触的范围之外。“不要告诉我酷刑有多普遍，人权状况有多糟糕，我没看见。”“那些报道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出来的。”
“毛泽东是杀人犯？怎么可能？你去看看毛泽东纪念堂那些排队的人！”“法*功学员被迫害？我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也不想知道。”洗脑术的社会化、体制化，带来就是这种效果：凡是和官方宣传不一致的东西都似乎会带来厄运，都让人听了就不舒服，让人下意识的去逃避和拒绝。
2、缺少对超越价值的尊重。中国人并不仅仅缺乏宗教信仰，也缺乏世俗的对人性的信仰。“人生在世、吃喝二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杀一个够本儿，杀俩赚一个。”“死刑可以解决人口太多的问题。”“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这种在精神上一无所赖的状况被摩罗成为“无赖”。由于缺乏信仰，作起恶来就没有顾忌，没有底线。除了现实的各种好处，别无它求；而除了可看见或可预见的各种现世的惩罚，也别无畏惧。他们以为所有人都是如此，所以觉得那些虔诚信仰、坚守人性的人们像是怪物，觉得自由、人权、博爱、生命意义、历史责任、人类尊严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矫情或毫无用处的垃圾。
3、道德冷漠、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中国似乎从毛时代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高调转到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或者“损人利己”的道德虚无主义。一些号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批判极权主义道德观的时候矫枉过正，过于迷信制度决定论，贬低人性和道德的作用，看不到价值观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忽略了人性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了解了一点后现代理论皮毛的学者也大肆鼓吹道德相对主义，忘记或者故意掩盖了中国和西方极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对明显违反人性和道德底线的暴行，人们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冷漠和麻木，人血馒头的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人们对腐败分子的羡慕远远超过了愤怒，腐败而未受到惩处，被看作有能耐的表现。诚实成了愚蠢，正义感被当作动机不纯，出淤泥而不染就不是人间烟火，廉洁被视作对官场潜规则和腐败行径的威胁。
4、政治冷漠、明哲保身、逃避责任。六四屠杀之后，政治热情受到沉重打击，一些人把责任推给了走上街头的、流血牺牲的学生和市民，而不是下令开枪者。政治被看作肮脏的东西，参与政治或者讨论政治被当作杞人忧天或别有用心。从恐惧到冷漠，从犬儒到颠倒是非。明哲保身，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而勇气、责任和理想，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人们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拒绝对官方的任何结论提出质疑，拒绝对自己的选择做出任何反思。从毛时代的政治狂热到现今的政治麻木，其实只有一纸之隔，连通它们的就是盲目，是思想和道德上的懒惰。普遍的自我欺骗，与官方的瞒和骗配合得严丝合缝。人们缺乏现实感也缺乏历史感，拒绝承担个体的社会责任；安于做奴隶或臣民，而不愿意做一个独立判断、有良知和负责任的现代公民。
躲避崇高、嘲笑真诚、蔑视理想、诋毁英雄，解构道德、质疑人性，意义虚无、信仰真空，这构成了后极权中国的精神基调。麻木不仁、玩世不恭，安分守己、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盲信盲从，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在精神光谱的另一端，是暴力的弥散化、是匪气、霸气、痞气，是暴虐的无底线。
这实际上既是政治恐怖的结果，也是恐怖政治的需要，是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精神温床。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毛时代的精神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极权制度所营造的精神氛围。1959年，面对思想改造对人性的无情摧残，顾准在日记中写道，“后一个历史时期，为了消除这些恶毒的影响，不知要付出多少精神和物质的补偿。”恢复被破坏的道德和心灵秩序，比恢复经济秩序要艰难不知多少倍。直到今天，人们的表达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思想方式，都受到毛时代政治恐惧的影响。（瘸腿的）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上的实利主义、经济发展的掠夺性和腐败性、法制的缺失、教育的愚民主义，加上镇压六四与镇压法*功的恐怖，又进一步矮化了民众的道德伦理水准。意识形态符号捉襟见肘，胡萝卜加大棒的新政策是绝大多数民众和知识分子甘愿被收买或者被迫表示顺服，“共产党在装模作样的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胡平），说谎者和听谎者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徐贲），高官、精英和底层民众，实际上共享着同样的奴性人格。在这种自欺欺人式的统治模式下，任何反抗似乎都没有回应，失去意义。1977年冬天，听到死刑判决的李九莲拒绝上诉，满腔悲愤地写道：“我就是像一只杜鹃一样啼出血来，又有何用？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三十年过去了，能记得起李九莲和她的呼喊的人，仍然少得可怜。崔健曾经的一句歌词比较准确地表达了这种精神状态——“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恐怖，是“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想沉默而不可得；而当下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则是“一面架机枪，可以走三方”，在枪口面前沉默，基本上可以保证安全。胡平在《犬儒病》一文中已经明白地指出，“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但是，狂热和恐怖都不可能持久，最后是靠著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后极权的统治更为精巧，用更少的暴力达到了沉默、冷漠和顺服的效果——对于犯罪者来说，还有什么让受害人和证人保持沉默更令他们满意的？何况在做假证能够得到好处的情况下，有那么多愿意做假证的人？
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里，公民精神对于维系和优化自由的制度和法治的精神，极为重要。没有一个制度能够离开行动者而自动运转。假如一个自由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公民一下子全都放弃思考、放弃参与精神、放弃公民美德、放弃捍卫自由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的自由精神必将逐渐萎缩，最后自由政体也将被反自由的政体所取代。
极权-后极权制度同样离不开人们的参与和默许。在结束捷克共产政权起到精神领袖作用的哈维尔在1990年新年致辞中谈到，每个人都变得习惯于极权制度，将它视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结果反而助长了极权制度的持续存在；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要为极权体制的运行负责，没有人只是牺牲品，所有人也都是共谋者。
问题是，在自由体制（或者正常的政治制度）下，和在极权-后极权政治体制下，道德冷漠、政治冷漠具有非常不同的意涵。就像保持沉默对于一场球赛的观众和一个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一样，具有不同的意义。
自由只有在人与人发生关联时才能得到理解；一个人的意义只有在他/她所生活的历史-社会情境中才能得到理解。（虽然一般而言，一个人无法选择他所生活的历史-社会情境。）大致而言，对于生活在自由制度下的人们来说，一个人有机会按照他的兴趣和能力去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生命的最高价值；他可以自由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和教育，他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地选择政府官员；他必须遵守法律，但这些法律为了自由和人权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和人权而存在，在不同程度上，他可以参与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过程；他也完全可以放弃自由制度带来的种种优越性而选择遁世隐居。但是对于生活在非自由制度下（在目前的语境下，主要是极权-后极权制度），一个人无法自由地获得信息，历史和现实的形象都受到歪曲，他的周围充斥着谎言，学校教育也很难使他获得独立思考能力，他无法真正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法选择政府官员、也无法参与立法和各种影响自身利益的种种政策，他不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动，他不能违背法律，而很多法律是为了压抑人性、限制人权和自由而存在；即使他选择深山隐居，他也无法完全逃脱极权政治对他的监视、剥夺、污染和戕害。
上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深入地研究了极权体制的运作逻辑，但我们对极权政治的理解和反思还远远不能结束。从外在表现来说，极权-后极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体制。以政府的名义、以共产理想的名义、以人民和历史的名义，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杀人、抢劫、盗窃和剥夺自由。极权体制下的优秀分子，往往遭到杀戮、监禁和侮辱，而身居高位者往往作恶多端。说真话的记者和作家，被以煽动颠覆政府、泄露国家秘密或其它借口投进监狱，官场的规则实际上是道德上的优汰劣胜，善良正直的人不是出局就是被压制。为了生活进入政治体制的人们时常面临道德两难：要么失去工作或晋升机会，要么默许犯罪甚至参与犯罪。不用追溯反右、文革、六四和镇压法*功，看看汕尾血案、定州血案、孙志刚案、陕北石油案、太石村事件、聂树斌案、滕兴善案、魏文华案、临沂及博白计划生育案，看看尚在狱中的良心犯，看看各地的官商匪三位一体的圈地拆迁，不难发现这种体制的犯罪性质。
如果一个观众看了一场球赛，他当然可以不告诉任何人他看到了什么，既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也没有道德伦理上的义务要求他这么做。但是一个人恰好目击了一场凶杀案，情况就不一样了。从法律上来说，他有作证的法律义务，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从伦理上来说，他有作证的伦理义务。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们，往往是连续的犯罪的目击者，一个人生活在这里的事实，就决定了他无法像看了一场球赛之后那么轻松。他得作证。
如何作证？记忆、记录、说出真相。拒绝谎言、拒绝遗忘。当然作证的义务还要求他不被犯罪者收买、利诱，不参与销毁证据、不作假证，更不能与犯罪者一起进行新的犯罪。
向谁作证？向历史。历史的法庭会审查一切证据。没有追溯实效。没有结案期限。
为什么作证？记忆苦难和罪恶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救赎，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个民族无法在遗忘和虚假的历史地基上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谁来保护证人？似乎没有任何“证人保护计划”，作证的风险太高。说真话的作家、律师、记者和公民往往面临失去工作或入狱的危险，甚至遭来杀身之祸。能够起到一些保护作用的也许有法律、道义、舆论以及作证的“技术”；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绝对保证安全。
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做风险太高之事。不过，我曾在《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一文中提到，人们往往在想象中夸大了说真话的危险，从而为自己的沉默甚至说谎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虽然我用“极权-后极权体制”说法意在强调两者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别，但是在说真话的风险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的空间、法制的进步、意识形态的退缩、统治策略的变化，等等，使得“生活在真实之中”成为可能的追求，说出真相的风险已经大大减少。而且，与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同的是，中国的共产极权主义在向后极权主义过渡后不久，世界飞速地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阅读习惯、新闻模式乃至人际交往方式。封锁信息、禁锢思想的企图不能顺利实现，而对异议人士进行囚禁和迫害也更容易为外界所知晓。反抗的可能方式大大增多，而反抗的成本也在大大降低。在平庸的后极权时代，拒绝谎言、坚守信仰、反思、宽容精神、公共参与精神、慈善、维权意识、社会责任感，成为极其珍贵的公民美德。没有这些公民美德，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政治结构实现了“民主化”，也会因为缺少精神支柱和公民社会基础而极不可靠。
退一步说，虽然说真话有不同程度的风险，但这并不能免除人们作证的伦理责任。我们（不幸）生活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必须承担这种伦理责任。大屠杀的幸存者承担着记忆苦难与邪恶的伦理责任，文革、大饥荒与八九的幸存者也是一样。这种责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后极权体制下的人们需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救赎：追求真相、捍卫尊严，同遗忘、谎言和异化进行持续的斗争。
人们常说，林昭挽回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声誉。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林昭以超乎常人的方式捍卫了人性的尊严和思想的独立，但其他的堕落者、帮凶、同流合污者、不思悔改者，并不会因为林昭的努力而得到救赎。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集体名誉”或一代人的“集体名誉”；在救赎的问题上没有便车可搭。
王力雄在《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中论述到，政治变革应该由一个国家的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而我以为，政权超越者、资本超越者、思想超越者首先应该是道德实践的超越者，或者叫道德反思者。由于极权社会中的道德实践不断受到政治的污染，只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才能避免沦落为道德侏儒和精神奴隶。阿伦特在《埃希曼在耶路撒冷》中论述过无思考性导致的“平庸的恶”所带来的巨大的极权灾难。放弃思考、道德冷漠可以通往恶行或共谋，而道德反思则是公民美德的前提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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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彪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 本帖最后由 woaihefei 于 2008-5-11 03:47 编辑 ]
